◆ 文／傅士德宣教士　翻譯／呂巧婕   

　　Ginny與我和六個月的兒子Mark 在1970年第一次來到台灣。當時我們兩人都已為海外宣教作了多年的準備，自1968年起，我們更是特別為前往台灣服事作預備。我們當時對台東的了解甚少，僅透過相片得知有些房子的屋頂是茅草做的。我們知道無論神為我們預備的是什麼，我們都會欣然接受。

 　　當時我們被要求要先在台北學習兩年的語言，但在這期間也下了台東幾趟，好設立檢驗室。那時候，我們必須先從台北飛到花蓮，再從花蓮搭窄軌列車穿過美麗的東海岸至台東。那時候黃慶南先生已用非常簡便的設備在東基檢驗室和X光室服務。我記得他是在數個月前，醫院剛開始運作時，和譚醫師一起從屏東來的。在我們從語言學校畢業前，是由美國來的Mrs. Josephine Orsini和他同工。

　　對我而言學習中文非常困難。我學得很慢，甚至連我的老師都曾告訴我有些宣教士始終無法學會這個語言。還好，透過不斷努力，我終於學會了中文，至少在醫院和教會使用都沒問題。

 　　我還記得從馬蘭前往醫院的路非常窄，某個晚上，我騎著機車經過那條路時，不巧輾過一條蛇，那條蛇好長，牠的頭在路一側的稻田裡，尾巴則在另一側的田中。

　　主帶領了許多護士學習到檢驗室工作。王紅丹是第一位，而如你所知，她在那裡服務了許多年。章馨仁和其他同工很快地加入了我們，同時還有 X 光室的高先生。這個最初的團隊學得又快又好，甚至當我們在1974 年回美國述職一年時，他們也能在毫無外援下稱職地使檢驗室繼續運作。

  　　那時候，東基檢驗室的規模和美國許多小醫院檢驗室的規模相當，要維持這種水準很困難，因為當時許多物資無法在台灣購得。我們的同工專業素養達到了滿不錯的水準，甚至能準確辨識瘧疾、霍亂和馬杜拉足腫的案例，當時普遍以為這些疾病不存在於台灣。

 　　我記得我們得利用我從美國帶來的基礎化學原料備妥所有的化學試劑。某天，譚醫師要一位病人隔天回來進行澱粉酶試驗。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項試驗，所以那天晚上，我必須利用在當地磨坊購得的玉米粉製作精製澱粉試劑。為了符合化學試驗的標準及檢驗控制，我們使用的是病人剩下的混合血清。

　　那些年間，神在設備和器材上供應我們的故事不勝枚舉。我記得有一天，一位檢驗室設備銷售員來拜訪我，告訴我他才剛賣了一個極其昂貴的實驗設備給省立醫院，賺了很大一筆錢，因為良心不安，所以他想捐給東基一個我想要的實驗設備。這就是我們獲得柯達特別化學儀器的由來。

 　　Rh血型鑑定血清在台灣無法取得，因為當時普遍認為華人血型全部為Rh陽性。然而，東海岸部落的某些病患血型為Rh陰性。令人遺憾的是，有一次，當一位病患因為重複輸血造成嚴重的輸血反應而過世時，我們才做出了這個結論，病患血型為 Rh 陰性，並且接受了兩次 Rh 陽性血型的輸血。那次以後，我們請美國來的旅人幫我們帶冷藏分型血清來台灣。

　　東基的微生物部門當時應該是東海岸最頂尖的，我們所有的培養液和測試媒介都必須從零開始製作，所以通常很困難。製作一般常用的血液瓊脂對我們而言是個問題，因為我們無法在台灣購得其中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羊血。我們藉由購買三隻山羊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三隻羊負責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血液。當時我們請了當地一位農民幫我們照顧牠們，差不多每月一次，檢驗室都會派幾個人一起去找這三隻不太開心的羊採集血液。我們用打洞器、濾紙，以及藥劑室裡一切可注射的抗生素製作了屬於我們自己的抗生素敏感性試驗培養皿。製作厭氧培養尤其有趣，因為我們在一個放著培養液的大玻璃瓶裡燃燒磷，好使氧氣耗盡。

　　夜間待命是件困難的事，因為當時在台東只有少少幾個電話，而且費用非常昂貴。我們請一位學生住在門衛室，在有狀況時負責騎腳踏車至醫生和檢驗師的家通知他們回到崗位。檢驗室的同仁全都會操作 X 光機、拍攝心電圖，以及進行檢驗測試。林靖的丈夫洪石山正是當時的「守門男孩」，他那時候還是學生，後來成為了放射技師。

　　有好多年，我持續一週三次開著行動醫療車到村落裡訪視，我有個攜帶式檢驗設備，我們的醫生常覺得很實用。記得有一次，日本腦炎爆發，看起來似乎是以武陵村為中心。當我們的行動醫療車抵達該地時，DeZwaan醫師在教會的聖餐桌上為孩童抽取脊髓液，而我就在教會化驗脊髓液。當我比對村子的日本腦炎分布圖和地圖時，發現這些病患的家都使用同一個水管管線，我也發現此水管在某一豬圈下坡處有破損，所以受感染豬隻的排泄物就被吸到公共自來水管中，並感染了當地居民。

　　當檢驗室的例行工作不再那麼需要依賴我時，我被賦予設施開發的新任務，要設計和監督兒科病房和女員工宿舍的施工。Ginny和我也非常投入於協同會教會的事工（我們就住在教會隔壁），接下來也投入服事豐田的植堂。

　　Ginny的首要任務是打理我們的家，扮演好我的妻子和我們兩個兒子的母親。然而，她也一直熱心參與其他服事，其中之一是教英文。我們第一次來台灣服事時，她教導社區中一群高中女孩。Mark 當時三、四歲。後來，她也在協同會教年輕人英文。

　　Ginny很有音樂上面的才華，她會唱歌也會彈琴，所以常常在醫院和教會節目上負責當司琴和指揮詩班。我們很享受一起唱二重唱，有時我們也會和蘇醫師夫婦一起唱歌。Ginny也在宣教士小學教美國孩子音樂和鋼琴，她也有教醫院一位護士鋼琴。她時常在台東協同會司琴，後來也在豐田教會司琴。

　　我們第二次來台服事時，Ginny參與了兒童主日學的服事，團隊中還有Gea DeZwaan和其他幾位護士。他們在醫院附近一位阿美族朋友的家中為阿美族小朋友舉辦每週一次的兒童查經班。Ginny 和Gea輪流教聖經故事，Ginny也用她的手風琴帶詩歌。

　　後來，Ginny 也和幾位醫院同工一起參與每週一次探訪女子監獄的服事，Ginny和Gea DeZwaan一起負責聖經教學。

　　1991年，Ginny 年邁的雙親需要人照顧，於是我們做出艱難決定，回到賓州的蘭開斯特照顧他們，後來我們就繼續住在蘭開斯特，服事我們在當地的教會。

　　滿滿的愛，

　　傅士德、傅菊芳

▲1976年傅士德全家福▲1991年與當時的檢驗室同工合影。

本文轉載自「愛你何只50年－台東基督教醫院恩典紀實」特刊P118-120宣教士回顧與感言